□ 王耀

近日，有政协委员提议我国应跟随澳大利亚步伐，实施未成年人16岁以下社媒禁令，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澳大利亚自12月10日正式生效的社交媒体禁令，确实引发了全球关注，多国纷纷跟进。然而，仔细分析海外相关禁令出台的背景与落地过程中暴露的争议，不难发现，这种“一刀切禁止”的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国情，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经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特色治理路径，应立足现有基础持续完善，而非盲目跟风。

海外社媒禁令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逻辑而非治理逻辑的产物。以澳大利亚为例，该法案从递交立法建议到议会通过仅用时4天，公众只有24小时提交法律意见，听证会仅3小时。如此仓促的立法进程，连澳参议院委员会都承认“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报告”。这种“闪电立法”的背后，是政党在大选年争取家长选票的短期博弈。民意调查显示，77%的家长支持禁令，反对派领袖迅速将其列为最高优先事项。当政策制定被选情驱动而非基于充分论证，其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自然存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禁令在实际执行中面临多重困境，甚至可能催生新的风险。年龄验证技术存在漏洞，未成年用户绕过限制轻而易举。一项民调显示，仅29%的澳大利亚家长计划完全执行禁令，58%的家长对禁令能否有效阻止儿童访问社交媒体“没信心”。专家普遍担忧，当青少年的社交、娱乐、信息获取需求无法通过合法受监管的平台满足时，他们可能涌入更隐蔽、更不受监管的灰色地带。澳大利亚eSafety专员也指出，禁令可能将年轻人推向“不太受监管的非主流服务”。此外，这种物理隔绝式做法将复杂的网络素养教育简化为技术封锁，弱化了家庭和学校的引导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惰性的体现。

更深层次看，这类禁令反映出部分西方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的保守思路。其数字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缺乏综合治理经验，倾向于采用“因噎废食”的隔离路线。但对于中国、印度、印尼等数字经济占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限制青少年获取互联网资源，可能使他们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代孩子是数字原住民，互联网早已嵌入教学管理和家校沟通。将他们隔绝于数字世界之外，不仅不利于个人融入社会、掌握先进生产工具技能，也可能加剧信息闭塞与社交隔离，反噬教育公平。

与海外“一刀切”的禁令模式不同，中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已经探索出一套兼顾保护与发展的特色治理路径。2024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提出了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的整体方案。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疏导”而非“隔绝”，通过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三方联动”，将分散的保护功能集成化，形成安全可控的独立空间。

这套“中国方案”实现了时间、内容、功能三大优化。时间管理上，由移动智能终端统一控制每日上网总时长，解决单个应用程序分散计时的问题；内容建设上，首次提出分龄推荐标准，优先展示适龄内容，既过滤不良信息又满足青少年的发展需求；功能管理上，在保障使用需求的同时合理限制诱导沉迷功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限制性措施并非强制性“一刀切”，家长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应急类、教育类等基本功能不纳入时长统计。这种弹性设计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多元需求。

正如多位专家所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中国传媒大学郑宁教授指出，禁令不合理地限制了未成年人的数字权利，《儿童权利公约》明确儿童享有发展权、受保护权与参与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宏艳研究员强调，简单禁令可能使弱势群体陷入社交孤岛，而中国以引导为主、技术赋能、协同共治的治理原则，既保障了未成年人权益又尊重其发展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方增泉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禁令本质是“因噎废食”的隔离路线，而中国的治理模式更致力于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使其具备自我管理、安全防护与创造性利用数字工具的能力。

面对全球数字治理的浪潮，中国应有充分的制度自信。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6亿，网络普及率达97.3%。在这样庞大的用户基数上，简单照搬海外禁令既不现实也不负责。我们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政府、企业、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未成年人模式就是被多年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方案。未来，应当持续精细化多方联动共建的模式，深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长效机制，甚至反向向世界输出中国解决方案。

数字时代不会等待青少年成长，也不可能等到他们成年后再从零开始学习融入。真正的保护，是为他们在数字世界中划出“有边界的绿洲”，而非建造一座隔绝一切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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